美國也好不到哪里去。每當考試機構宣布要改變題型時，應試機構都非常淡定：來吧。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沒有我們破解不了的密碼。

　　歷史，似乎支持著他們的這種自信。SAT是1926年開張，主要是根據一戰期間美軍募兵時使用的智商測試模式發展而來，在三十年代成為常青藤選材的重要依據，日后越來越重要。設計者曾驕傲地聲稱：這種考試基于堅實的智商研究成果而設計，考的是天生的智力，應試訓練根本無效。但一個叫科普蘭的猶太人偏偏開起應試培訓班，并證明了應試班能大幅度提高成績。這使得科普蘭用自己的名字辦的公司成為當今最大的應試培訓公司之一。科普蘭考試準備公司的副總裁Seppy Basili稱：“1994年和2005年SAT進行了兩次重大改革。我們的公司也正是在這兩年成長最快。”按說，題型變化，至少在改變的當年，使培訓機構一下子喪失了可參照的真題材料，應試準備的效果應該是最差的。但是，題型的改變往往會讓那些過度依賴題型的應試型考生恐慌。他們越是恐慌，就越會急病亂投醫，最終投入培訓機構的懷抱。

　　從另一方面來說，SAT已經經營了快90年，如今每年有將近300萬份考試。如此強大的傳統和規模，不是說改就能改的。有人說，想動一動SAT，就如同讓泰坦尼克掉頭一樣，緩慢得出奇。這就讓應試機構很容易適應。這樣，SAT和應試業真形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關系。主持SAT的美國大學委員會屬于非贏利機構，每年進賬數億美元，SAT是其中的一個主要項目，但并非全部。美國的應試業，包括科普蘭公司和與之競爭的普林斯頓復習等等，則形成了一個45億美元的巨大產業。

　　45億的大魔壓倒了幾億的小道，其結果是巨大的教育不公平。SAT在公立學校里不教，但應試能明顯提高分數。這就給花得起錢的家庭制造了巨大的教育優勢。結果，考生的家庭收入和其考試成績有著明顯的正向相關性：家庭收入在2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SAT平均成績為1714分，家庭收入在16-20萬之間的為1625分，家庭收入在14-16萬之間的1604分……

　　家庭收入在4-6萬之間的1461分，家庭收入在2-4萬之間的1402分，家庭收入兩萬以下的則僅1326分。這樣的現實，曾激怒了象Mitch Kapor這樣的高科技創業家。他曾在《高等教育年鑒》上發表文章，要求各大學強迫學生和家長公開自己的補習費用(也就是搶跑了多少)，作為錄取的參考。

　　更糟糕的是，SAT本來是預測學生前程的一個相當準確的指標，如今這種預測力則大大失靈。一系列的研究揭示，SAT成績的高低，和學生在大學中的表現之間的相關性甚弱，和學生的家庭收入倒是相關性甚強。而高中成績，則和學生在大學中的表現相關性甚強，和學生的家庭收入相關性甚弱。Wake Forest大學停止把SAT、ACT等標準化考試作為錄取參考標準后，排在高中前10%的學生在新生中的比例，一下子從60%多提高到了79%。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也更多元了。另外有33所大學把SAT作為錄取的選擇性要求。事后調查發現，那些申請時自愿提交SAT成績的學生和沒有提交的學生，在大學平均成績和畢業率等方面基本沒有差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高中成績好、SAT成績低的學生，在大學中表現普遍不錯。那些SAT成績高、高中成績差的學生，在大學中表現比較差。這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SAT還有什么必要？

　　在多方面的壓力下，SAT在1994年和2005年進行了兩次改革，其中2005年的改革，是在加州大學系列聲言要廢除SAT的直接威脅下進行的。但是，改革力度不夠，引起許多大學的失望。現在宣布不采用SAT作為錄取參考的大學越來越多。如果大學都決定不把SAT作為錄取參考，SAT就壽終正寢了。所以，從長遠看，SAT能不能脫胎換骨，關系到其存亡的問題。

　　這次SAT的改革，是否能“動真格的”？哈佛錄取部主任William Fitzsimmons看了新版的SAT模型后稱：變化之大讓他震驚。這是他在高等教育錄取辦公室工作四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見證的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所以，我們對新版SAT，不能用1994年和2005年兩次改革的尺度來衡量。過去是技術性的改革，這次則是哲學性的命。過去那套應試技巧是否對付得了？我看這很難說。